摘要：推动法学科学化和现代化是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内在要求，是中国法学学术共同体的历史使命。
有学者指出，很大意义上，西方对征服的迷恋不是出于恶意，而正是出于作为意识或潜意识的使命感。二战以后出台的《联合国宪章》是目前取得最大多数国家合意的国际文件，是当前国际法的基石。
从而，在形成国际法规则的条约协商或习惯法的意识与实践过程中，各国理所当然地只看到属于国家的利益，而难以看到属于世界的利益。这是民族国家主体思维与异端模式的通常想法。可见，强国并没有为世界整体的秩序建设投资，而是为建立分裂性的利益集团以及开展军备竞赛和武装干涉投资。这种强权逻辑只会助长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让弱者丧失信任感并促使极端主义滋生。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具有强烈的问题导向与责任意识，它将国内与国际问题加以综合，将全球以及全人类作为一个反思单位，超越了国际法上主流的国家本位主义，或是西方文化中的民族、个人本位主义思维。
由此建立起来的国际法治图景，仍然在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世界秩序中运行。既然人类世界是命运共同体，那就不刻意划分内外，没有不可兼容的异类。例如，在著名的林森浩故意杀人案中，关于故意的认定，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了以下事实：林森浩于2011年与他人用二甲基亚硝胺做过大鼠肝纤维化实验，二甲基亚硝胺是肝毒性物质，会造成大鼠急性肝功能衰竭死亡。
在客观上，张某所提供的盗号软件对于胡某犯罪行为的完成也确实起到了物理意义上的帮助作用，从因果共犯论的角度出发，共犯之所以受处罚，是因为自己所实施的行为对于最终的法益侵害结果具有因果性贡献。其次，作为确定行为人是否预见到危险的因素，可以考虑的有晏某某明知刘某某在车前、晏某某是具有丰富驾驶经验的司机。1.网络犯罪中共同犯罪的认定 随着互联网以及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互联网犯罪不断升级演化，呈现出新型化、精细化、专业化、组织化等特点。[13] 在该案中，首先，作为确认外在危险的因素，可以考虑的主要是晏某某驾车推着刘某某往前行驶刘某某被客车碾压致死。
[35]关于搜查的构造，参见［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第六版），弘文堂2012年日文版，第39页以下。案发后，晏某某主动拨打了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并到润溪乡卫生院找医生对刘某某进行抢救。
[22] 这是一个具有高度规范性的定义，该定义包含了以下三层含义：第一，行为人应当预见由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某一构成要件结果发生的事实。2.故意的客观化是一种必然 既然故意是一个需要被评价的规范性概念，那么，故意就不能仅仅停留于事实认定的层面，这一实体概念本身就必须被客观化。[10] （二）决定说在实务中的运用及其难题 德国学者Hassemer从故意犯受到比过失犯更重的处罚这一点出发认为，在故意的内涵中必须包含能够解释这一现象的因素，而只有将故意理解为一种决定，才能实现这一点。从间接故意的概念产生以来，这一概念与有认识的过失之间的区分就成为认定故意时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
其次认为认识与意志都是具有弹性的概念，而且相互之间具有互补关系，因此故意这一概念也具有伸缩性。随后，詹桥又到秦某某前面阻拦。[17]参见［日］高桥则夫：《刑法总论》（第三版），成文堂2016年日文版，第179页以下。[25]然而，该结果回避义务的发动是以具有某种程度的预见可能性为前提的，正是因为故意的预见可能性程度相比过失而言更大，所以才对其施加更重的责任非难。
关于这一点，可能有反对的观点会提出技术的中立性，即贩卖盗号软件是一种中立帮助行为，[43]但不得不说这种观点完全忽视了盗号软件的恶意性，即仅仅只能用于盗号，除此之外别无它用。二、意志说及其理论变种 意志说是指，在认识的基础上或者在行为人的认识程度较低的情形中，作为填补其不足部分的要素是容忍结果发生，更精确地说，有必要伴随着以积极的意欲或者消极的容忍这一形态肯定结果发生的感情因素。
[33]根据该观点，例如，在杀人案件中，要认定是否具有故意，就有必要回溯过去，追问行为人为什么会实施该杀人行为，当查明行为人过去的动机事实（例如是对于过去受欺负的报复）与未来的目的（例如是为了骗取保险金）等能够对行为人的行动提供合理说明的理由时，才能认为这是一种意志性的杀人行为。[45]可以将该对应原则适用于错误论领域，从反面探讨故意的归属问题。
【期刊名称】《政治与法律》【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10 进入专题： 故意 盖然性 主观归属 客观归属 。2.认识错误问题的处理 如前所述，故意是指对于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的认识，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主观上所认识的内容与客观上实际发生的事实之间未必是一致的，当出现不一致的情形时，在刑法上将其称为认识错误。例如，当行为人拿尖刀捅了对方的心脏，致其当场死亡时，综合考虑尖刀的锐利程度、长度、刺伤的部位、捅刺的力度、行为人与被害人的关系、事件发生的起因等客观因素，即可判断该行为的危险程度及其导致死亡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据此得出行为人具备故意的结论，至于行为人对于被害人死亡的态度完全不影响故意的认定。这种认识可能也并不想（欲）实现构成要件。伪基站、恶意注册、盗号软件、炒信平台、身份证、手机卡、银行卡买卖、各类恶意聊天群组肆意活动和发展，已成为互联网犯罪的帮凶。然而，应当如何证明这种与主观意志紧密关联的故意之存在，成为一大难题，对于该问题的解决，费尔巴哈又转而主张对故意进行推定。
这样的话，故意的本质就与过失一样，都是违反结果回避义务。司法鉴定意见书亦证实，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多部位损伤一次碾轧难以形成，符合多次外力作用所致。
这一点是笔者所不能赞同的。人们可以将这种认识视为是依赖于欲的，但是，实现欲并非行为的缘由。
（一）作为我国通说的容忍说 从我国《刑法》第14条所规定的放任这一表述来看，可以说我国刑法所采用的就是容忍说的立场。[32]在这个意义上，必须将故意与为故意的判断提供基础的事实这两者区分开来。
[41]与之相对，如果行为人对于结果的发生具有具体程度的预见可能性，即结果的发生具有盖然性，这种盖然性表现为从社会一般人的视角出发，并结合行为人自身的特殊认识能力，足以认为由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具有导致结果发生的通常危险性，此时，即可认定行为人是有意地发动该行为，当这种法益侵害的高度盖然性最后在构成要件结果中实现时，即可将这种结果归属于行为时的故意，从而对行为人追究作为故意既遂犯的责任。例如，可以说上述的容忍说与动机说都是以此为基础而展开的学说，因此得到结果无价值论者的支持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最后，行为人并未阻止本应该且可以阻止的性行为。据此，费尔巴哈将这种责任形态称为被故意所决定的过失（durch dolus bestimmte culpa），与故意及过失相并列，成为第三种责任形态。
据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林森浩具备医学专业知识，明知二甲基亚硝胺系剧毒物品，会造成人和动物肝脏损伤并可导致死亡，仍故意将明显超过致死量的该毒物投入饮水机中，致使黄某饮用后中毒死亡。关于行为的危险性判断，应当以使用的工具、打击部位、力度、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实力对比状况等客观资料为素材，从社会一般人的立场出发进行事前判断。
例如，2014年7月30日，被告人詹桥驾车将情人秦某某带到水库岸边，在车内秦某某追问被告人詹桥是否在前天去武汉会见另外一个情人时，遭到詹桥的否认。[34]这显然是一种以刑事侦查的思维来认定故意，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意义。
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认定这里的可能性程度。参见刘明祥：《论具体的打击错误》，《中外法学》2014年第2期。
然而，这一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具有可操作性，最终不得不由法官进行自由心证。参见［日］藤木英雄：《关于过失犯的构造》，载《司法研修所论集》1971年第1号，第59页以下。此外，即使将故意的本质理解为一种主观意志的论者，也不得不承认行为人的主观欲求难以证明，只能根据客观的情况证据来推定。各种恶意硬件软件开发和买卖为互联网犯罪提供了基本的技术支持。
该学说认为，行为人虽然不具有像希望或者意欲那种程度的侵害法益的积极态度，但只要行为人对可能发生的结果不介意完全不关心，就足以成立故意，即消极的容忍就是故意。[37]客观归属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行为人所制造的不被法所允许的风险是否在构成要件的射程范围内实现，因此这里的故意就是指对于自己的行为制造了侵犯法益之危险的认识，其认识程度必须达到能够预见到这种危险不被法所允许。
晏某某明知刘某某在车前，仍然驾车推着刘某某往前行驶。[28] 由此可见，普珀的核心观点在于利用已经较为成熟的客观归属理论来理解主观故意的内容，因为根据责任原则，行为与故意必须同时存在，因此，当可以将某个构成要件结果归属于某个实行行为，如果行为人认识到该行为具有导致结果发生的通常危险性时，就是有意支配了这一因果流程，因此可以对其进行主观归属。
其次，艾滋病携带者与他人发生性关系这一点是被社会一般人所无法容忍的。[37]参见欧阳本祺：《具体的打击错误：从故意认定到故意归责》，《法学研究》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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